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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将【新实在论】总结为这样三个关键词——存在论、批评、启蒙，其分别回应后现代主义的各个谬误：存在-知识谬误、勘定（ascertainment）-接受谬误、知识-权力谬误。

本体论简单地意味着：世界有它的规律并强加它们【于我们】，也就是说，它不是这样的温顺的殖民地，【我们】在其上行使概念图式的建构性行动。后现代思想家在这里犯的错误是由于存在-知识谬误，即混淆存在论和知识论：混淆所存在的东西和我们关于所存在的东西所知道的东西。清楚的是，为了知道水是H2O，我需要语言、图式和范畴。但是，水是H2O完全独立于我的任何知识——以至于即使在化学诞生之前，水也是H2O，且如果我们都从地球上消失了，它仍将是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就非科学性的经验而言，水潮湿，火燃烧，不管我知道与否，独立于语言、图式和范畴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有东西抵抗着（resists）我们。它就是我所说的“不可修正性（unamendability）”：实在的突出特征。这当然可能是一种限制，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支持，其让我们能区分梦与现实、科学与魔法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献给存在论的章节命名为“实在论”。

因而，批评意味着如下之点。伴随着我所定义为“勘定-接受谬误”的东西，后现代主义者假定勘定现实包含了接受现存的事态，且相反地（尽管带有逻辑缺口），非实在论本身就是解放性的。然而，它显然并非如此。实在论是批评的前提，而非实在论则一致于默从（acquiescence），那个我们讲给孩子以便他们睡着的故事。波德莱尔指出，一个花花公子只可能对人群说话以嘲弄他们。更不用说一个非实在论者了，他由于自己的理论，没有能力确定他是否在真实地改变他自己和世界，或者反过来说，他是否只是在想象或梦想做着一些那一类的事情。而实在论者则拥有批评（如果她想要）和改变（如果她能够）的可能性，理由与“为何诊断是治疗的前提”的平凡理由相同。又鉴于任何以自身为终点的解构都是不负责任，我决定将第三章命名为“重构”。

最后，让我们来谈谈启蒙。最近的历史证实了哈贝马斯的这样的诊断，其在三十年前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这样一股反启蒙的浪潮，其在我所定义为“知识-权力谬误”的东西中找到了其合法性，根据这一谬误，在任何形式的知识背后都隐藏着一种被经验为否定性的权力。作为一个结论，知识变成了一种奴役的工具，而非主要将自身与解放相联系。这种反启蒙是现代性之黑暗（darkness of modernity）的核心：即，（在例如德·迈斯特、多诺索·科尔特斯、尼采的伟大思想家们那里的）对进步的观念、和对知识与解放之间联系的信任的拒绝，其在波德莱尔的“王座和祭坛”是一则革命格言的想法中得到了总结。后现代主义-民粹主义的时间差似乎使他们被证明为正确的。现在，为了走出这种深深的蒙昧，并获得最后一章所借以命名的“解放”，就有必要求助于启蒙，其，正如康德所说，是“勇于运用理智！”，且标志着“人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的摆脱”。今天，启蒙仍然需要一种对这样的人类的立场和信仰，其不是一个需要救赎的堕落种族，而是这样一个动物物种，其不断进化并在其进步之中被赋予了理性。